张鼎丞因毛主席亲自过问，得以出席会议，提醒：别以为这就没有后续问题了
1949年8月的闽江口晨雾未散，解放军的运输船正缓缓靠岸。岸边人群虽杂乱，却无惶恐——省一级领导就要抵闽。中共中央任命的书记、省人民政府主席、省军区政委张鼎丞回到家乡的消息，已在福建闽南、闽北的茶摊传开。他不是客人，而是带着“把福建剿匪任务今冬明春完成”这一沉甸甸指令而来。
到任第一晚，县里的夜风夹着土匪枪声。残余国民党武装、山贼与逃兵纠成灰色地带，日夜骚扰乡镇集市。张鼎丞提出两条路并行：一手军警清剿，一手减租减息。士兵堵山口，工作队进村，先找贫苦农民对接仓促的冬荒赈济，再组织民兵守夜。效率出奇地高，半年后全省匪患大减，百姓开始赶集，不再带长刀。
治安稍稳，他把目光转向受损最重的苏区。1952年春，福建向老区投放第一批救济粮三万石。文件由他亲笔批示：“苏区浴血多年，该补还血债。”短短一句，在地方干部中引起强烈共鸣。救济和生产配套：公粮减征、无息贷款、铁农具供应。闽西几座废弃的小煤窑当年就重新点火，不少老区村口第一次竖起木牌——“合作社”三个字写得歪歪斜斜，却充满希望。
干部不够用。张鼎丞索性创办人民革命大学，自任校长。课程一半是政治理论，一半是基层行政实操。白天课堂，晚上下队蹲点。学员来自各县青训班，有贫雇农后代，也有读过旧学的知识分子。“到村里去，把文件念给老人听，再把老人的难处写进报告。”他常这样叮嘱。两年下来，闽东闽北普遍形成了“镇有办事处，村有民兵排”的治理格局。
1954年9月，北京召开第一届全国人大。张鼎丞在会场前排，捧着选票，被推举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。年轻代表围着他聊检察制度，他开门见山：“检察干部先讲政治可靠，再讲法律技术，两条都差一点也不行。”说法看似朴素，却点出了制度初建期最大的难点——既要防止旧法治残余，又要避免人情操作。半年内，全国检察机关框架搭好，各地调来的法制干部集中培训，书桌旁仍摆着军用行军床，白天签发文件，夜里听枪械声练胆。
清正的名声带来敬重，也引来猜忌。1966年后，政治狂飙席卷中南海。1967年5月1日，天安门广场庆祝大会名单上没有张鼎丞。毛主席在城楼轻声问旁边人一句：“老张呢？”随侍的谢富治连夜去找。三天后，张鼎丞出现在京西一处简易招待所，身着旧军装，被请上城楼面见主席。到了10月，他再次站在天安门，却当众鞠躬检查。毛主席只是挥手，让他靠前一点。
1968年10月，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，造反组织想将他挡在会场外。点名之际，毛主席又一次发问：“张鼎丞为什么不在？”主持人只得停下。几分钟后，他走进会场坐到边角位置。散会时，谢富治低声提醒：“不要以为出来就没事了。”张鼎丞回答：“历史自有公断。”这一问一答，日后在老同志中间流传很久。
那些风高浪急的岁月让他备尝冷暖，却没动摇对法制建设的坚持。批斗间隙，他常在被褥背面记下对检察制度的设想，字迹歪斜却条理分明。1976年10月，首都再次举办庆祝大会。医嘱让他静养，他仍拄拐站上城楼。身边熟人说风大，他摆手示意无妨，目光直盯着天安门广场那面猎猎飘扬的红旗。
1981年12月16日，张鼎丞在北京病逝，享年八十三岁。噩耗传至福建，龙岩、长汀的老区乡亲自发拉起白布横幅。解放初年发的那几袋“救命粮”，许多人始终记得。后来有人统计，他主政福建的五年间，省级预算有近一成直接投入老区重建；而作为检察长，他推动的办案指南，成为各地检察院案卷培训教材。
翻检档案可见，他的简历写得寥寥，却挡不住一行行战斗、建设与斗争的坐标。剿匪手令、办大学批文、检察院章程、乃至病中自述，像几段互不连缀的乐符，却共同奏出一首并不悠扬却坚韧的曲子。从闽西密林到中南海紫墙，再到文革批斗场，他的命运几经潮落潮起，唯独那句“历史将宣判我无罪”始终没有变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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